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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作家董仁威:袁隆平的故事



  袁隆平简介

  

 

  袁隆平 1930年出生于北平,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1973年实现三系配套,1974年育成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组合南优2号,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从而为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1985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为杂交水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1987年任863计划两系杂交稻专题的责任专家,1995年研制成功两系杂交水稻,1997年提出超级杂交稻育种技术路线,2000年实现了农业部制定的中国超级稻育种的第一期目标,2004年提前一年实现了超级稻第二期目标。2012年实现了超级稻第三期目标,大面积亩产超过900公斤。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获得“国家特等发明奖”、“首届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多项国内奖项和联合国“科学奖”、“沃尔夫奖”、“世界粮食奖”等11项国际大奖。出版中、英文专著6部,发表论文60余篇。

  

 

  当代中国人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日三餐,米香弥漫,饱食者当常忆袁公。”

  “袁公”是谁?中国人最敬仰的英雄,家喻户晓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是也。

  让天下人不再挨饿

  1960年至1962年,是中国人最难忘的“三年困难时期”。不仅农民吃不饱饭,城里人也在挨饿。全国流行“浮肿病”,连大学的学子也不能幸免。笔者当年正在大学读书,全班有二十多人得了浮肿病,住进肿病医院,只剩下包括笔者在内五个能正常生活的人了。课堂上只有我们五个人,劳动也只有我们五个人。笔者多么渴望自己也得肿病,也进肿病医院,去吃那令人垂涎,用米糠和黄豆制成的营养品啊!

  中国20世纪60年代初以前出生的几代经历过大饥饿时期的人,最知道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的价值,最珍视袁隆平为中国和世界人民不再挨饿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杂交水稻田

  从1960年开始,中国大地上遭遇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饥荒。在大饥饿的年代,正当壮年的袁隆平正在湖南安江农校当教员,也无例外地体验过大饥饿年代的切肤之痛。但这比起那些无配给粮供应,吃糠嚥菜,靠芭蕉头充饥,甚至用吃观音土来填饱肚皮而胀死的农民,城里人的苦算不了什么。

  袁隆平在乡下亲眼看见过五个饿殍。1960年的一个冬日,袁隆平冒着凛冽的寒风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满眼的枯枝荒田让他忍不住心生悲凉。站在荒芜田垄中的袁隆平不禁茫然四顾,远远望去,只见远处田地的尽头挤满了人。他快步走近人群,只见地上横卧着两具枯瘦如柴的饿殍,围观的群众,人人脸上写满了困苦。这已经是他第三次看见饿殍了,其中一次看到两个人倒在桥下,还有一次看到一个人倒在大路旁。

  “饿殍遍野”,这个只在书中见过的词汇,如今却一次次地出现在袁隆平的身边,袁隆平被这触目惊心的情景震撼了,他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漫步在那因干旱而枯萎倒伏的稻田里,一种巨大的悲怆涌上心头,这惨痛的一幕,震撼了这位农业科学家的心,引发了这位农业科学家由衷的责任感。当夜,袁隆平久久不能入睡,一闭上眼睛,饿殍悲惨的模样就会在脑海里交替出现。熬到了实在熬不住的时候,袁隆平终于睡着了,那夜他做了一个异常美好的梦,他梦见他种的水稻长得跟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他和助手们就坐在稻穗下乘凉。

  这个农学院的毕业生,暗暗立下誓言,要用他掌握的农业科技知识,研究出一种使水稻高产的技术,让天下人吃饱饭,不再挨饿。

  杂交水稻

  袁隆平,1953年毕业于地处重庆的西南农学院,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任教,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书生。

  那时,中国学习苏联,在生物学和农学的领域中,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占据了统治地位。他按照李森科“无性杂交”的办法培育出了许多希奇古怪的新品种。他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长出了西瓜不像西瓜,南瓜不像南瓜的一种新瓜;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地上结出了西红柿,地下长出了马铃薯。更有甚者,他把月光花与红薯嫁接,地下长出了红薯王,最大的一蔸竟重达13.5公斤。为此,黔阳地委在安江农校袁隆平的试验田里召开了现场会,这使得安江农校的师生大受鼓舞。

  第二年的春天,袁隆平怀着喜悦的心情,将嫁接培育的那些特殊种子适时播种。可是,秋天来到时,当袁隆平兴冲冲地去看他的实验结果时,长出来的作物却令他非常失望:月光花与红薯嫁接结出的种子,长出来的依然是月光花,地下再也不见红薯的踪影。其他那些奇花异果也毫无二致。实验的结果让袁隆平对自己搞的“无性杂交”研究产生了怀疑,对于李森科遗传学说中的观点也打上了问号。

  袁隆平开始研究那时在苏联和中国被视为异端的孟德尔、摩尔根的理论。他认定他们的“杂种优势”理论是前进之路的明灯。

  经过深思熟虑后,袁隆平选择了水稻纯系选育和人工杂交试验的科研课题。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杂交有没有优势?这种优势能否为人类所利用?袁隆平向这样的问题发起了挑战。

  1960年7月的一天,袁隆平正在稻田里散步,突然间,一个偶然的发现,使得他的眼前一亮。他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俏丽而挺拔的株形,手掌般的稻穗,那样生动、那样鲜活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忍不住像个孩子一样地蹦起来,如同发现了一座金矿,很是兴奋。他如获至宝,将这“鹤立鸡群”的稻株结出的稻种一粒一粒地收集起来,一共是170粒稻种。望着那一包饱满的籽粒,他比穷汉得了金元宝还开心。

  1961年春天,袁隆平把这些种子分别播种在瓦罐的培养土里,栽插在窗前的试验田里。实在太期望它们能出成果,有时甚至兴奋得半夜都要跑去试验田,看几次他的秧苗。他像对待婴儿一样抚育着它们,看着它们一天一天地生长,注视着这些蓬勃的小生命,感到一种心灵相通的愉悦。终于盼到了秋天,然而其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那株原本优势很明显的健壮的种苗后代的性状竟然发生了分离,没有一株赶上它的前代。秧苗长势七长八短,抽穗后穗短粒小。然而,眼前的情景并没有让袁隆平气馁。他冷静地凝视着变异的稻株,突然眼睛一亮,灵感顿时涌上心头:那“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品种间的杂交优势现象,很可能是一株天然杂交稻的杂种第一代!

  这一判断在袁隆平脑海中确定下来以后,他便开始对那些变异的植株进行仔细的调查:高的、短的,早熟的、晚熟的,一株一株地记载,反复地统计、运算,结果证明这“杂种第一代”完全符合孟德尔学说的分离规律。

  思路在苦苦思索之中渐渐明晰,突然间袁隆平明白了,由于第一年选育的那株“鹤立鸡群”的天然杂交稻并非纯种,所以,第二年出现了分离。倘若第一代杂交稻的遗传优势能一直保持下去,按那株杂交稻的产量来推算,亩产可以达到600公斤,杂交水稻的前景不可估量!

  “水稻杂交原本有优势!”想到这里,袁隆平眼前一亮。水稻杂交有优势,这是袁隆平从实践中得出的一个突破性的结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结论!

  就是这一株偶尔被发现的天然杂交稻,带给袁隆平灵感,带给他机遇,他的成功之路从这里开始。由此,袁隆平萌发了利用这种杂交优势提高水稻产量的设想。然而,袁隆平的设想与传统的经典遗传学观点相悖。

  1960年,当袁隆平发现了这株天然的杂交稻并开始研究时,许多人嘲笑他提出杂交水稻这一课题是对遗传学的无知。当时,美国哈佛大学的教科书,由美国著名遗传学家辛诺特和邓恩所著的《遗传学原理》中明确指出:“稻麦等自花授粉作物自交不衰退,因而杂交无优势”。

  “没有错误的实践,只有错误的理论。”袁隆平性格中倔强的一面爆发了。自己在实践中观察到的现实状况,让他不能在所谓权威的震慑下低头。他反复翻看书籍,在纷繁复杂的理论书籍中寻找自己研究的理论支撑点。然而越是探索,他越是坚信自己的想法是有可行性的。当然,他尊重权威,但他绝不迷信权威。对于“自花授粉杂交无优势”的观点,他大胆质疑,勇敢挑战,毅然坚持将“水稻杂交优势利用”作为自己的科研目标。

  从这株“鹤立鸡群”的天然杂交稻开始,袁隆平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科研命题:要在实践中学会利用水稻的雄性不育系,学会利用水稻的杂交优势。经过夜以继日的反复摸索和研究,综合各门学说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不久,袁隆平设计的一整套培育人工杂交稻的方案诞生了。他准备先培育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然后通过“三系”配套进行循环杂交,完成不育系繁殖,进行杂交制种并用于大田生产。这是纵观全局后,袁隆平在研究道路上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

  从此,“杂交水稻”这个概念伴随了袁隆平的一生,他坚持不懈地在创造高产杂交水稻品种的道路上走了50多年,登上了一座又一座高峰。

  

 

  (少年时代的袁隆平(左))

  寻找“女儿国”

  1964年正月初十,在袁隆平生命中是个里程碑似的日子。这一天,袁隆平结束了34年漫长的单身生涯,结婚了。新娘名叫邓哲,大方端庄,贤惠聪颖,比袁隆平小10岁,在安江农校附近的一家农业技术推广站当技术员,曾经是袁隆平的学生。婚后,袁隆平与邓哲相亲相爱,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邓哲热烈地爱恋着袁隆平,她钦慕他作为一个在大城市长大的知识分子,在偏僻的深山里如此安贫乐道;爱慕他心存高远理想,为人类最高尚的事业,长年艰辛地跋涉在杂交水稻的事业之中!

  邓哲结婚前就曾耳闻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的事迹,当时就对袁隆平这一伟大理想欣喜不已。如今有缘和袁隆平走到一起,她更是全心全意地支持袁隆平的事业。她把自己摆在助手的位置上,夫唱妇随,珠联璧合。

  婚后不久,邓哲便怀着崇高的热情,与袁隆平一起寻找关于水稻杂交优势的途径。为了获得更加翔实全面的资料,邓哲整天泡在图书室里查阅、比对资料,用本子记录下来,拿回家和丈夫一起研究,经过反复总结探讨,要培育“杂交水稻”,必须要在“自花授粉”的水稻花朵中培育一个“女儿国”。在这个“女儿国”里,不能有“男儿”,有“男儿”也不能有“生育能力”。生儿育女则实行“走婚”,让外来的“男儿”与“女儿国”中的“姑娘”结婚。

  野生水稻

  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进行人工去雄。因为水稻是雌雄同花作物,一个稻穗要有100多朵花,每一朵花上都同时长有雌蕊和雄蕊,雌蕊的柱头受精后,一朵花结一粒种子。人工去雄就是用人工去掉其雄蕊,再从其他稻穗上引来雄蕊花粉进行杂交。这样一朵花一朵花地用人工授粉,进行杂交,产生的种子数量极为有限,不可能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

  另一条路,就是要培育出一个雄花不育的“母稻”,即自花的雄性失去生育能力,而后用其他品种的雄性花粉为“母稻”授粉杂交,从而生产出杂交种子。培育雄花不育的“母稻”,是很难做到的,这种方法国内外都没有先例。所以,国际上有些专家断定“此路不通”。

  还有些学者认为,像水稻这样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的“单颖果作物”,利用其杂种优势,很难应用于生产。不久,邓哲又在一份科学杂志上获得一条讯息:早在1926年,美国人琼斯便发现了水稻雄性不育现象。最早开展杂交水稻研究的是日本,而后,美国、菲律宾也开展了这项研究。尽管他们的实验手段很先进,但因技术难度大,他们的研究都先后搁浅了。因此,水稻杂交优势的利用是世界公认的难题。这一信息无疑表明,如果他们坚持研究,就意味着走上了一条空前艰难的路,这条路不是没人走过,欧美发达国家、日本这些号称拥有世界最先进技术的国家,都曾经探索过,但最后都无功而返了,在当时刚刚渡过饥饿灾难、技术条件异常落后的中国,要做这样的研究无疑是天方夜谭。然而,袁隆平在邓哲的支持与鼓励下,偏偏选定这个世界难题去解。这就是袁隆平的独特魅力所在,他一方面具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执着勇敢的精神;另一方面又有着冷静清醒的头脑和超人的智慧。

  1964年夏季,安阳农校农场里的水稻又扬花了。每天正午,袁隆平都会准时到达田里,开始寻找雄性不育株。正午是最容易观察水稻花的时机。6月下旬,是湖南最炎热的月份。火辣辣的太阳当空高悬,似乎要把大地烤化,整个世界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在午休,连耕作在田里的农民也躲在一树树的浓荫下纳凉。袁隆平赤裸着上身,下身穿了一条短裤,沿着田垄一行行地寻觅。他拿着放大镜认真地观察着那朵朵开放的颖花,仔细观察芬芳的花蕊,寻找有利的讯息,一朵花一朵花去找。一千朵、一万朵、十万朵……

  毒辣的太阳下,汗水止不住地从脸上、背上、胸膛汩汩地冒出来,沿着那凹凸不平的胸部,根根分明的肋骨,一滴滴,一串串,在袁隆平身上汇成一条条小河。可是他依旧不管不顾地擦把脸接着找,为了不浪费这么好的日照条件,田间的蚊子瞎虻盯在身上,他也顾不得分神去打一下。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袁隆平依然在稻田里寻找他梦想中的雄性不育株,就像寻找一个失散多年的朋友。已经是第十三天了,可是,那让他惊喜的一幕仍旧没有出现,眼看扬花季节就要过了,如果到时候没有找到,只能等待下一年,“难道命运真的不给我一次机会?”想着想着他觉得非常疲倦,两腿发软,两眼直冒金星。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好不容易走到田头的苦楝树下,身子靠在苦楝树上,昏厥了。醒来时,他见自己躺在妻子怀里,妻子正在喂他喝治中暑的“十滴水”。

  “你不要命了,这大热天的铁打的人也得中暑啊!”妻子忍不住埋怨他。

  “没事,常有的事,命还是要的,这条命还要跟时间赛跑呢,再不抓紧,过几天扬花季节就要结束了。”袁隆平坚决地说。

  “那我也不要命了,咱们一起找吧!”邓哲心疼丈夫,也加入了寻找杂交水稻的队伍。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们和时间作战,和酷暑作战,和一点点荡起的失望作战,可是他们依然不放弃,依旧在那丘栽植着洞庭早籼品种的稻田里,一垄垄、一行行、一穗穗地寻找。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在第十六天里,突然,一株稻穗吸引了袁隆平的目光,只见那个稻穗的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很奇特。他手拿放大镜,连声呼喊:“邓哲,邓哲,快来看呀!”

  邓哲连忙跑到袁隆平面前,问道:“你看到了什么?”

  “你看那不是退化了的雄蕊吗?”

  邓哲拿过放大镜,仔细看了以后,也兴奋地喊道:“找到了,我们终于找到了!”

  他们怕自己是被太阳晃花了眼看错了,二人轮流用放大镜看了又看:那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摇动也不散粉的异样雄蕊,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他二人立即将这株洞庭早籼天然雄性不育株用布条系上,以为标记。他们采集上花药,拿回实验室,在显微镜下,用碘化钾染色法观察花药的反应,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是一株雄性不育株。

  从1964年的六七月间和1965年的六七月间,袁隆平与爱妻邓哲用了两年时间,在安江农校四周的稻田里寻觅,以大海捞针的精神,先后共勘查了14万株正在扬花的稻穗,总共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的植株。成熟时,他们采收了第一代雄性不育植株的种子。这是他们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珍贵资料啊!夫妇两人把它们视为珍宝。春天来了,他小心翼翼地将它们种进试验田里,每日精心观察,看那一粒粒种子抽出了嫩嫩的绿芽,它们在袁隆平的精心培育下,如一棵小树茁壮地成长着。看着这些秧苗一天天地长大,袁隆平感到了生命不可遏制的蓬勃力量。

  寒来暑往,经过两载岁月的探索、试验和研究,雄性不育材料逐渐在他们眼中显出它的真面目来。经过对两年来获得的科学数据分析,他们将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分为三个类型:无花粉型、花粉败育型、部分雄性不育型。经过试验他们更加坚信:通过进一步选育,可以从中获得雄性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实现“三系”配套指日可待。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结论,杂交水稻优势利用如果成为可能,这将会给水稻生产带来大面积、大幅度的增产。

  满怀欣喜和希望的袁隆平兴奋地将上述观点整理成论文,题为《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1966年2月28日的由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讯》上。《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论文,内容新颖,见解独特。它的发表,引起了国内外科技界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标志着袁隆平正式走进了杂交水稻研究领域。

  然而,这篇“惊世”论文在当时科技界引来的更多的是质疑和嘲笑。

  袁隆平不管不顾,坚持进行杂交水稻的研究。

  远缘杂交

  袁隆平的试验引起了国家科委的重视,给他配备了两名助手,拨了研究经费。师生三人在荒芜的土地上开出试验田。他们脚踩烂泥,头顶烈日,每天都要轮番到试验田里去看几遍。

  十年动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给试验带来了灾难。1967年春季的一个清晨,袁隆平来到试验田边,不由惊呆了,实验秧苗全被拔光了!意外的灾难,并没有动摇他那要培育出高产水稻的坚强决心,他在污泥里一寸寸地寻找,终于在烂泥中找到了五株秧苗,又从水井里捞上了五株,把它们移栽到试验盆里,坚持试验下去。

  不久,袁隆平被调到湖南省农业科学研究院工作。育种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64年至1970年的6年里,春长沙、秋南宁、冬海南,一年三地。在火车、轮船、飞机上浸种,甚至把珍贵的种子绑在腰上,利用体温催芽。2190个日日夜夜,课题组先后用了1000多个水稻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实验,但最终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原本就不被看好的“水稻杂交”更是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反对,而此时的袁隆平,已经进入不惑之年。在这样阴霾的困境中,孤独前行的袁隆平团队,依然顶住了压力,并迅速调整了研究方案,依据亲缘关系越远杂种优势越明显的“杂种优势”理论,提出了“远缘野生稻和栽培稻”杂交的新思路。

  按照这个思路,关键的问题是找到一种雄性不育的“野生稻”。

  1970年秋季,袁隆平带领他的学生李必湖、尹华奇来到海南岛崖县南红农场进行研究试验,向该场技术员与工人调查野生稻分布情况。11月23日上午,该场技术员冯克珊与李必湖在南红农场与三亚机场公路的铁路桥边的水坑沼泽地段,找到了一片约0.3亩面积的普通野生稻。当时正值野生稻开花之际,因为李必湖对水稻雄性不育株有很深的感性知识,他像当年导师袁隆平寻找不育株一样,在野生稻群中一株一株地仔细观察。奇迹终于出现了!就在他们找到野生稻之后20分钟左右,李必湖和冯克珊发现3个雄花异常的野生稻穗。他们惊喜交加走近野生稻雄花异常稻株,进一步观察发现这3个稻穗生长于同一个稻蔸上,由此初步推断为由一粒种子生长起来的不同分蘖。除这3个稻穗以外,还有大量的匍匐于水面生长的后生分蘖。

  为了弄清这蔸野生稻不育株产生的原因及其研究利用价值,他们将它连根拔起,搬回试验基地进行研究。袁隆平分别采集了3个稻穗上尚未开放的小花朵,置于100倍显微镜下观察,看到了大量不规则形状的碘败花粉粒,经反复辨认后,他激动得大声叫好:“妙,妙!这的确是一株天然的雄性败育野生稻!”

  袁隆平当即把这棵野生雄性不育株命名为“野败”,其含意就是野生的雄性败育稻。“野败”为水稻雄性不育系的选育、三系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打开了突破口,袁隆平精心培育“野败”, 用广场矮、京引66等品种测交,发现其对野败不育株有保持能力,这就为培育水稻不育系和随后的“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给杂交稻研究带来了新的转机。他们在考虑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野败”奉献出来,分送给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1972年,农业部把杂交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成了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1973年,广大科技人员在突破“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础上,选用1000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找到了1000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张先程、袁隆平等率先找到了一批以IR24为代表的优势强、花粉量大、恢复度在90%以上的“恢复系”。

  1973年,43岁的袁隆平在世界上首次育成三系杂交水稻,选育出了高产杂交水稻组合“南优2号”,亩产达到623公斤。

  1973年10月,袁隆平发表了题为《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这是我国水稻育种的一个重大突破。紧接着,他和同事们又相继攻克了杂种“优势关”和“制种关”,为水稻杂种优势利用铺平了道路。

  

 

  (袁隆平获颁“马哈蒂尔科学奖”)

  更上一层楼

  袁隆平与杂交稻

  20世纪70年代培育成功的三系杂交水稻,比本来就高产的矮秆水稻产量提高20%。这是我国水稻科技革命的一次重大飞跃。

  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水稻的产量就好象停止生长的竹笋,始终处于稳定格局,亩产在450公斤左右徘徊。土地资源没有扩大,而我国的人口一天也没有停止增长,怎样才能保证我国60%以稻米为主食的人口有饭吃?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布朗抛出“中国威胁论”,撰文说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到时谁来养活中国,谁来拯救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粮食短缺和动荡危机?

  这些问题,使“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并未在研究杂交水稻的道路上止步。早在1986年,袁隆平就在其论文《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中,高瞻远瞩地设想了杂交水稻的三个战略发展阶段,即三系法为主的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为主的籼粳亚种杂种优势利用;一系法为主的远缘杂种优势利用。这样,制种方法越来越简单,产量却越来越高。这是袁隆平杂交水稻理论发展的又一座新高峰。

  根据这一设想,杂交水稻每进入一个新阶段都是一次新突破,都将把水稻产量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在袁隆平的战略思想指引下,继湖北石明松1973年在晚粳农垦58自然群体中发现一株不育的光敏核不育材料之后,1987年7月16日,李必湖的助手邓华风,在安江农校籼稻三系育种材料中,找到一株光敏不育水稻。这一新成果,为杂交水稻从“三系法”过渡到“两系法”开拓了新局面。

  1995年8月,袁隆平郑重宣布:我国历经九年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以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正如袁隆平在育种战略上所设想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确实表现出更好的增产效果,普遍比同期的三系杂交稻每公顷增产750-1500公斤,且米质有了较大的提高。

  这时,袁隆平骄傲地向世界宣布:“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

  1998年8月,袁隆平向新的制高点发起冲击。他向朱总理提出选育超级杂交水稻的研究课题。朱总理闻讯后非常高兴,当即划拨1000万元予以支持。袁隆平为此深受鼓舞。在海南三亚农场基地,袁隆平率领着一支由全国十多个省、区成员单位参加的协作攻关大军,日夜奋战,使超级杂交水稻上了一个又一个台阶。

  2000年,超级杂交水稻品种达到了第一阶段单次水稻产量标准即每公顷产量超过了10.5吨;2004年超级杂交水稻达到第二期产量指标;2012年9月24日,湖南省农业厅组织的专家验收组宣布超级杂交稻第三期大面积亩产900公斤攻关的圆满实现。

  吃饭靠“两平”

  中国人说,吃饭靠“两平”,一靠邓小平(责任制),二靠袁隆平(杂交稻)。

  杂交稻推广种植20年,我国已通过杂交稻增产3500亿公斤,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多养活6000万人,这就是袁隆平用实干给世界的回答。20世纪80年代,杂交稻的成功震惊了西方,被誉为“东方魔稻”。国际上甚至把杂交稻当作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袁隆平更是被国际同行尊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袁隆平的成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也被认为是解决下个世纪世界性饥饿问题的法宝。

  事实证明,杂交稻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而且给世界人民带来了福音。受国家委派,袁隆平除主持超级杂交稻的研究外,也着力向世界各地推广这一项先进技术。

  在非洲等地,我们外援的杂交水稻产量能比当地产量翻两三番。在几内亚,本地品种产量1.5吨-2吨/公顷,我们的杂交水稻随便就能产6吨-7吨/公顷。

  曾经是亚洲稻米进口大国的越南,1993年引种中国杂交水稻4万公顷,在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当年增收水稻1亿公斤。目前,越南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已达到65万公顷,单产增产40%,成为亚洲仅次于泰国的第二大稻米出口国。

  此外,印度借鉴中国技术培育出适应当地条件的杂交水稻组合;菲律宾在袁隆平委派的专家援助下,杂交稻单产提高了2到3倍,开始脱离粮食进口国阵营。

  2003年,印度尼西亚农村的庆丰收典礼上,成千上万的农民欢聚在稻场上,在印尼农民身边的稻田里,一边是产量翻了几十倍的金黄饱满的中国超级杂交水稻,一边是本地产量低下的干瘪稻穗,优势一目了然,农民们难掩饱尝饥饿的苦楚后心中的喜悦。他们手捧金色的稻穗,脸上洋溢着丰收的灿烂笑容,在此起彼伏的稻浪中齐声高呼着:“中国人万岁!”中国的杂交水稻为他们带去的不仅仅是生存的保障,更让他们从心底记住了这个已经被世界熟知的名字-袁隆平。

  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前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高度评价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全世界有没有一个农民的身价超过比尔·盖茨?有!那就是袁隆平。1998年6月24日,湖南四达资产评估事务所在长沙举行资产评估结果发布会,他们宣布:通过210天的工作,对11万组数据资料进行严格审查论证,评定“袁隆平”这个品牌的无形资产价值为1008.9亿元。一夜之间,袁隆平从一个终身躬耕于田畴的“农民”科学家,摇身一变,成了身价千亿的富翁。

  袁隆平先后获得“国家特等发明奖”、“首届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多项国内奖项和联合国“科学奖”、“沃尔夫奖”、“世界粮食奖”等11项国际大奖。他无愧于“世界杂交水稻之父”的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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